人民空军七十年简史之能战方能止战

1990年8月29日,苏联克涅维契机场。


在夏末的这场瓢泼大雨中,空21师62团(当时隶属沈阳军区空军空1军)刚刚上任的代理团长,正驾驶着一架歼-6小心地滑行着。


孤零零的歼-6从一排图-22M2超音速轰炸机身边滑过,放在不太远的过去,这些“逆火”都是它要准备全力对付的目标,然而眼下的问题,并不在这些轰炸机上。


▲虽然名气不如改采用新型进气道和发动机的图-22M3大,但图-22M2也远非当年的人民空军能轻易对付的


四天前,他们团的飞行员王宝玉驾驶着这架歼-6,借低空特技训练之机叛逃到了克涅维契,听说当时这里就在下雨。而那一天对于他们团同样不啻于“晴天霹雳”:老团长被停职,副团长被紧急任命为代理团长;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跟随空军赴苏接收小组乘坐一架图-154专机赶到克涅维契,并尽快把这架歼-6飞机飞回国。至于王宝玉,此时已经被押上了图-154先期起飞——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首长专机。


虽然整个接收小组都发现了,这时候的苏联已经是强弩之末,几乎什么都缺;还好燃料不在其列,这架歼-6已经加满了苏军免费提供的油料,理论上能够轻松飞回蛟河场站。但由于王宝玉叛逃时着陆动作过猛,导致飞机减速板液压收放设备被震坏,苏方虽然尽力修理,但终因缺乏备件而无能为力。代理团长决定不再拖延下去,就这样开着减速板起飞,而这样阻力就会大不少,耗油率也会高一些。


歼-6开始加速滑跑,身后两道炽热的加力火焰吹起了跑道上漫天的积水,现场的苏军很快就看不见它了。当水雾凝成雨滴再次落下时,中苏两军历史上最后一点不快的见证者,已经离开了这片即将改旗易帜的土地,也为人民空军历史上最后一次叛逃事件划上了句号。


就在事件前两个月,中苏两国刚刚启动了引进苏-27的相关谈判(中方代号为“906工程”),图为1993年,在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内等待交付的首批最后一架苏-27SK,远处可见等待交付俄军的其他“侧卫”


能够把叛徒与飞机在短时间内全部顺利拿回来,在这类事件的善后处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与中苏两国关系的全面缓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之相比,1989年9月6日,空49师145团飞行员蒋文浩驾驶歼-6叛逃对岸控制下的金门——也是海峡两岸间最后一次同类事件——自然就没法指望对岸还能把人机奉还。


为了防止我们曾在第四部中提及的,1966年李纯光、胡英法双机超低空截杀载有吴文献等叛徒的蒋匪HU-16水上飞机一事再发生,他们还让蒋文浩穿上蒋匪海军少校制服伪装身份,搭乘补给船从金门先到澎湖,次日再搭乘小型运输机从澎湖起飞,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飞抵台北。


如今看来,其实这些准备都有些多余,在当时的海峡另一边,无论从意愿还是从能力上说,都已经很难再为这个人再次掀起“海空霹雳”了


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两件事的不同结局,其实对应的也是人民空军这一阶段加速发展的两大背景:与苏/俄关系的再度升温,对台战备等级的再次上升。虽然看着和人民空军第一次腾飞的背景颇为相似,但由于国内国际环境与当年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其间发生的故事,当然也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991年3月22日,海湾战争落幕不到一个月之后,曾在上一部里迎接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的北京南苑机场,又来了一群新的客人。


▲右上角的苏-28,是苏-25UT双座教练机在1989年参加巴黎航展的代号,此次参展的8种飞机中,图中未显示的另两种是苏-27UB和米格-29UB


后世经常以海湾战争为例,讲述美军主导的现代化高科技战争模式对中国军队的冲击如何如何。其实对于美军各类新装备的作战效能,通过之前“蜜月期”的参观学习与技术跟踪,我军还是做到了较为及时的掌握的;从事后的更多相关材料来看,当时更大的冲击在于——伊拉克空军苏制现代化装备的作战效能,竟然如此之低。


虽然在第一时间,有人还抱有“幸亏选了苏-27而没有选择米格-29”的侥幸,但在几轮战况总结后大家都明白,即使当时升空抗击多国联军的是苏-27——哪怕是苏联人亲自驾驶的苏-27——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然而在并没有可选余地的情况下,不仅单价3000多万美元的苏-27(后来有个具象化的描述:“十万下岗工人一年的生活费)”仍然是需要继续“买买买”的装备,谈判引进苏-30多用途战斗机也是两条腿走路的一部分。


▲将原本为“八二工程办公室”美方专家准备的空军小汤山接待站转为“906工的俄方专家务,是当时颇具时代意义的象征


作为全面引俄先进装备的一部分,人民空军在1992年4月引进4套S-300PMU的同时(代号924工程),还同时决定引进2套当时俄方还处于试验中,采用性能更好的48N6E导弹,配套83M6E“大鸟”旅团级指挥自动化系统,具备更强反导能力的S-300PMU1地空导弹兵器(1993年又增购了2套)。


▲当然,资本主义的羊毛能薅还是要薅的,1995年6月,首部通过引进英国AR-51C雷达发射机、接收机和信号处理机,加上国产天线等设备组合而成的REL-51型L波段两坐标雷达投入值班,极大提升了东南沿海空情引导能力


总之在1996年第四季度,当两个团的苏-27和8个营的S-300全部到位时,在当时的对岸看来,先于海军完成首批引俄装备列装的人民空军,确实已经形成了“武力犯台”之势。而且面对F-16和幻影-2000尚未成军,只能靠自行生产的IDF和1996年10月刚刚值班的“爱国者”PAC-2顶在一线的台伪空军时,人民空军似乎处于先进装备质量不输,总体数量优势巨大的利好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却远没有这么乐观。


首先,作为空军新装备的拳头机型,歼-7E、歼-8B和强-5C当时均有严重的质量问题:歼-7E存在起降飘摆、罗盘故障、机翼材质缺陷等多项问题,先后三次停飞,累计达10个月,被迫退出空军1994年的重大检验性演习;歼-8B则暴露出了发射霹雳-8时尾焰烧机翼,多项成品配不齐,只能当“和平鸽”等多项问题;强-5C机载电源系统设计存在缺陷,多次空中断电,造成一等事故......长期以来大量随机成品寿命有限的问题并未解决,飞机交付后频繁需要进厂换件修理,可用率非常低。


除了老生常谈的,首批引进的26架苏-27一度只有9架可用之外,1996年之前几年,全军主战机种平均完好率仅为60%,部分机型不足50%的情况,都使得“首战用我”根本无从谈起


实际上,从1995-1996年空军做的相应准备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应急战备,基本等于“让账面上的飞机能更多、更安全地飞起来、落下去”。这样到1997年,让新机的完好率提升到了70%以上,基本贯彻了空军提出的必须搞好“首次突击保障”的理念,这才使得对台战备中的数量优势初步得以体现。


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想到,要想让数量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更加强大的空情保障和空地一体化指挥系统必不可少。在这一时期,中以合作、最终被美国搅黄的A-50I/“费尔康”空中预警机项目(代号“圆环工程”)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一个;而当时在对俄谈判中,同样有一个最终未能成交的项目,这就是“国境”(Рубеж)歼击航空兵团指挥自动化系统。


左上角部分就是“国境”系统


“国境”系统包括1个指挥所、2个引导站和3个带有指令发送站的起飞指挥所,能自动接收、处理和显示不同雷达的情报,最多可向部署在3个场站的20架不同型号歼击机发出战斗准备和战斗行动的命令,并引导其拦截空中目标(最多可同时处理76个空中目标)。这型70年代末期研制的系统,其中一大亮点是可以混合引导米格-21等二代机和苏-27/米格-31,考虑到歼-7/8本质上就是米格-21的发展型,因此我军对其很感兴趣。


虽然空军上报总参的考察计划(包括引进配套的防空雷达)得到了批准,然而由于苏军过于希望将这两套“国境”系统卖个好价钱,因此在对我军推荐时夸大了其性能指标,我方在实际考察后认为相对其实际性能来说价格偏高;加之“国境”的指挥逻辑更适合拦截美军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集群,而不太适合与台伪空军战术飞机机群的交战,我军在实地感受了苏联国土防空军截击机确实是“飞行的地空导弹发射架”之后,引进“国境”的计划就此搁置。


▲基于同样的道理,拥有无源相控阵雷达和远程空空导弹的米格-31,就更不适合中国了


不过既然苏/俄指挥地空导弹发射架的科技树都点到天上去了,与其正牌地导兵器配套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自然更值得考虑。前文提到与S-300PMU1配套的83M6E“大鸟”,是苏联解体前研制的最新一代旅团级产品,其体现出的强大指挥能力(使得S-300系列的作战能力提高50%),不仅使得我军决定在S-300PMU1未完成国家试验前就引进(但83M6E拖到2000年才交付),并促成了后来S-300PMU2和S-400的引进,红旗-9也受其影响,配备了类似的指挥自动化系统。


既然预警机和“大鸟”这俩体系倍增器装备在2000年之前都是吃不到用不上的,要想在这段时间实现“能战方能止战”,还得从短平快的事儿抓起:从1994年第四季度开始,南空和广空对各自一个团的歼-7B升级了霹雳-5乙格斗导弹的离轴使用能力;1995年年底,我军又与意大利完成了关于歼-8B使用的、之前受美国制裁影响一度搁置的第二批次“阿斯派德”半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技术状态的后续谈判。


在总参等部门的多次交涉与催促下,意方最终通过使用法制燃气发生器替代美制产品的方案,完成了这批60枚“阿斯派德”导弹的改装,于1996年第一季度紧急完成交付验收


总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到了那场“千军万马过海峡,万里惊涛把路开”的“联合96”前,空军最终又增加了220架能挂载空空导弹作战的飞机。在“联合96”演习中,空军出动的173架飞机投掷/发射了近80吨炸弹,274枚空空导弹和火箭弹(这两个一起计算也是有趣);S-300和红旗-2地导兵器共发射14枚导弹。为了保障演习战备,空军紧急订购了大量应急物资,加上装备抢修费用,总计近5亿人民币。对比一下,1997年国家计委批准发行的三峡工程债券也不过10亿元而已。


现代化战争就是一场烧钱的比拼,在中国经济处于进入世贸组织前后的转型发展期间,军费增长速度还不可能太快的日子里,要想全面填补过往薄弱的基础是不可能的。实现“能战方能止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在“战备”前面加上“对台”两个字——集中力量,专干一件事


军费在GDP中占比,从1996年的历史低点1.01%回升到2002-2009的1.4%,个中最大的推动力不言自喻


“联合96”落幕后不久的1996年9月,空军在西北大漠深处举行了一场代号为“西部969”的、相比更强调震慑性意味的前者,在内容上更有针对性的(因此选择在这个更利于保密的地方举行)多机种演习。由时任试训中心司令员李锁林率领的试训中心小分队,除了使用挂载“阿斯派德”的-8B完成了我军国产歼击机的首次中距拦射攻击之外,由李司令员亲手组建9年之久的人民空军首支想敌部队(此时已换装歼-7E)也在演习中首次亮相。


作为1996年空军新版训练大纲的领先改训单位,该部在“西部969”与兄弟部队的歼-7、歼-8对抗中取得了三胜一平的成绩


自“西部969”之后,空军又在这里先后举行了“西部97”、“西部99”两次空空战法研练,先后验证了歼-7、歼-8面对F-16和IDF时“突破中距打近距”的战法,苏-27对抗幻影-2000-5的“强强对抗”战法研究。为了将战法研究中的成果在全军推广起来,应空军首长的要求,试训中心组建了一个二代机高难科目培训班,“中国版佩茨克的定位逐渐清晰。


▲通过对二代机部队训练水平的普遍带动,一些作风训风扎实的单位逐渐在二代机部队中脱颖而出,较早实现了换装三代机


虽然这一时期中美在台海直接对抗风险也在加大特别是1999年5月8日的炸馆事件之后,先后催生了“西部99”中模拟对抗隐身飞机的战法研练,以及苏-27歼击机打“战斧”巡航导弹的“兰剑-1”战法研练,等等应对强敌介入台海可能方式的应急举措;但多数人也都清楚,确保应对三型三代机全面形成战斗力、E-2T预警机、“爱国者”地空导弹完成部署之后的台伪空军,才是眼前最为重要的事情。


就在苏-27在“兰剑-1”中打下两枚由鹰击-8改装的巡航导弹靶标后不久,2000年,“红剑-1”战术对抗轮训也在这里打响


2001年,空军首次进行了苏-27和歼-7、歼-8混合编队的红剑-2”空空战法研练,通过编队目标信息实时共享技术等的攻克,演练了抗台伪空军三代机的战术;2002年,随着具备使用RVV-AE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进行双目标攻击能力的苏-30初步形战斗力之,新一轮“强强对抗”空空战法研练再次展开......


▲在“洋办法还没办法的候,“办法”它也是个办法


在这段时间,“9·11”事件迫使美国不得不将其战略中心转向中东,接连发送了两场影响持续至今的战争;而2000年开始执政的台伪陈水扁政权,其“台独”、“去中国化”言论和行动却越发露骨。为此人民空军在2004年先是组织了针对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代号“403”任务的对台应急作战准备;而在陈水扁靠着“两颗子弹”事件成功连任后,代号“408的对台应急作战任务再次箭在弦上


在“408任务之前,人民军还于2004年6月在南京军区空军某站进行了代号为“402”任务的静态展示,向三军首长和兄弟军兵种部队代表展示了包括苏-30、歼-10、轰-6H和“大鸟”在内的一批各兵种新装备,增强全军打赢信心。


▲“402”任务中这张苏-30MKK满挂地面展示的图片,也是那时候频繁出现在各种杂志和网站上的经典之一,背景里是至今仍活跃在一线的图-154M/D电子侦察机。虽然空警-2000/200这时候仍然处于试飞阶段,但靠着图-154和运-8平台撑起来的空军电子侦察机部队,总归是实现了应急时期“先行”的建设目标


这一期间一件为人所知的大事儿是,从2004年开始,到2005年年底,人民空军先后对当时我军数量最多的三代机——100多架苏-27/歼-11完成了增挂RVV-AE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升级、并进行了国产数据链的加装。相比1996年为歼-7乃至歼-6实现迟到的“导弹化”的无奈,“主动超视距化”当然是高大上了不少。


▲苏-30+Kh-31P提供的人民空军第一代实用反辐射作战能力,对当时打击台伪空军“强网”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关键节点,以及“爱国者”地空导弹系统的计划都有着重要作用


尽管此时人民空军战术航空兵的对地打击能力,仍然要靠现代化改装后的“小强们无畏的临空突击来实现,乃至持续今日的名场面——“侧卫打火”辅助,但装备鹰击-63的轰-6H导弹机终于让空军有了实用的防区外“点穴”能力(“点穴”这个词儿,也是那个年代经常和“撒手锏”一起提到的高频词汇)。就连向来容易被人忘记也是人民空军一部分的空降兵部队,也迎来了划时代的03式伞兵战车。


▲“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演,某种意义上算是对我军这一阶段形成战斗力新装备的一个小规模检阅


回过头来思考那个年代军事小说中经常涉及的一个话题:如果陈水扁第二任期开端的2004-2005年无限制“作死”的脚步比现实位面还快还猛烈,迫使我们在2005年3月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后不久,就不得不在台海发动统一战争,人民空军能不能“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在人民空军地导部队入闽轮战每年上万次收录标注的空情中,2003-2005年这三年,我机敌机出动比为35%、33%、42%——当然出动的敌机中,有很多是被我军“欺骗”的结果


严肃的说,虽然在这一时期茁壮成长的第二炮兵战术弹道导弹力量的辅助下,我军夺取首轮制空权的希望比1996年大了不少一点半点,但经历首轮高强度消耗后、部队从装备保障到人员训练上的“后劲如何,如何应对强敌在我军最为虚弱的时刻突然介入的可能......仍然有些让人不敢往细了想。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俄双方甚至就战时高价租用俄空军苏-27、伊尔-76乃至苏-25强击机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沟通


但总体来说,如果台伪政权此时宣称“独立”,其将付出的、比1996年可能面对的更加惨痛的代价,对其延续统治、继续捞钱的目的带来的打击都是毁灭性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尽管那十多年来的苦心经营,仍然带有很多旧时代有形或无形的残余,“能战方能止战”这个目标仍然在那一代人手中初步实现了。


最艰难的时光仍未结束,打赢的主动权何时掌握在我们手里?


(未完待续)


参加402地面展示任务的歼-10,这架飞机是2003年为飞训中心生产的第二架0批机(试生产型)。当时谁能想到,仅仅15年后,下一款划时代的国产战机也将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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